治理黄河的故事,从神话就开始了,注明的大禹治水说的就是治理黄河的故事.涉及治理黄河的人物如：夏禹、郑国、贾让、张戎、王景、司马孚、姜师度、刘晏、欧阳修、司马光、王安石、宋用臣、苏辙、都实、周用、万恭、潘季驯、杨一魁、朱之锡、靳辅、陈潢、高斌、郭大昌、栗毓美、林则徐、吴大澄、张曜 　　治理黄河,兴修水利,历史悠久.中国最早的灌溉工程,首推黄河流域的滮池（在今陕西省咸阳西南）,《诗经》中有“滮池北流,浸彼稻田”的记载. 　　到了战国初期,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大型引水灌溉工程.公元前422年,西门豹为邺令,在当时黄河的支流漳河上修筑了引漳十二渠,灌溉农田.公元前246年,秦在陕西省兴建了郑国渠,引泾河水灌溉4万多顷（合今280万亩）“泽卤之地”,“于是关中为沃野,无凶年,秦以富强,卒并诸侯”.为秦统一中国发挥了重要作用. 　　汉朝对农田水利更为重视,修建六辅渠和白渠,扩大了郑国渠的灌溉面积,同时在渭河上修建了成国渠、灵轵渠等,关中地区成为全国开发最早的经济区. 　　为了巩固边陲,从秦、汉开始实行屯垦戍边政策,在湟水流域及沿黄河的宁蒙河套平原等地,开渠灌田,使大片荒漠变为绿洲,赢得了“塞上江南”的赞誉. 　　为了保证长安、洛阳、开封等京都的供应,黄河中下游的水运开发历史也很悠久. 　　大禹治水的功绩,也包括治理黄河,大河上下,几乎到处都有大禹的“神工”.春秋战国以后,治河的文献记载逐渐增多,留存下来大量珍贵的史料. 　　早在春秋战国时期,黄河下游已普遍修筑堤防.公元前651年,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“会诸侯于葵丘”,提出“无曲防”的禁令,解决诸侯国之间修筑堤防的纠纷.在此后漫长的历史时期,伴随着黄河频繁的决溢改道,防御黄河水患成为历代王朝的大事,投入大量人力、财力,不断堵口、修防.西汉时期,已专设有“河堤使者”、“河堤谒者”等官职,沿河郡县长官都有防守河堤职责,专职防守河堤人员,约数千人,“濒河十郡,治堤岁费且万万”,河防工程已达到相当的规模.据《汉书·沟洫志》记载,淇水口（今滑县西南）上下,黄河已成“地上河”,堤身“高四五丈”（约合9～）,堤防也很高.《史记·河渠书》中记载,公元前109年,汉武帝令“汲仁、郭昌发卒数万人塞瓠子决”,并亲率臣僚到现场参加堵口,说明黄河堵口已经是相当浩大的工程.史书记载最早的一次大规模治河工程是公元69年“王景治河”,“永平十二年,议修汴渠”,“遂发卒数十万,遣景与王吴修渠筑堤,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里”.“永平十三年夏四月,汴渠成……诏曰：‘……今既筑堤、理渠、绝水、立门,河、汴分流,复其旧迹’”.“景虽节省役费,然犹以百亿计”.扼制了黄河南侵,恢复了汴渠的漕运,取得了良好的效果. 　　北宋建都开封,当时黄河水患严重,宋王朝对治河很重视,设置了权限较大的都水监,专管治河,沿河地方官员都重视河事,并在各州设河堤判官专管河事,朝廷重臣,多参与治河方略的争议.这个时期治河问题引起很多人的探讨,加深了对黄河河情、水情的认识,河工技术有很大进步,特别是王安石主持开展机械浚河、引黄、引汴发展淤灌等,在治黄技术上有不少创新. 　　明代以后,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黄河决溢灾害加重,朝廷更为重视治河,治河机构逐渐完备.明代治河,以工部为主管,总理河道直接负责,以后总理河道又加上提督军务职衔,可以直接指挥军队,沿河各省巡抚以下地方官吏也都负有治河职责,逐步加强了下游河务的统一管理.清代河道总督权限更大,直接受命于朝廷.明末清初,治河事业有很大发展,堤防修守及管理维护技术都有长足进步,涌现了以潘季驯、靳辅为代表的一批卓有成效的治河专家.清朝末年及民国期间,战乱不断,国政衰败,治河也陷于停滞状态.近代以李仪祉、张含英为代表的水利专家,大力倡导引进西方先进技术,研究全面治理黄河的方略,但受社会经协件制约,始终难有建树. 　　纵观治黄历史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前,所谓治河实际上只局限于黄河下游,而且主要是被动地防御洪灾.但是,悠久的治河历史,留下了浩繁的文献典籍,为世界上其他河流所罕见,是一份珍贵的遗产,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借鉴.